《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摘要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是我七年前买的，七年的时间里也曾翻阅过，但不多，今天对于某些事情很有感悟，然后拿来翻阅一二，记录了一些笔记。

一、钱穆先生写这本书的两大原因是什么？

• 1.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 2.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决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得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已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得，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二、钱穆先生认为政治应该从哪两个方面来讲？

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三、钱穆先生从哪七个方面论述讲制度甚不易？

• 1.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须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无味，无可讲。而且已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 2.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 3.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项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 4.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 5.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 6，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 7.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四、钱穆先生认为评判制度的利弊得失的真凭据和真意见则可分为两类？

• 1.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 2.时代意见，指的是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的意见。

五、钱穆先生认为单就讲制度而言，需要定几个范围？

• 1.政府的组织(实际指政府的职能分配)。
• 2.考试和选举(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和”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掌握政治、预闻政治、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 3.赋税制度(指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
• 4.国防与兵役制度(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