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归纳总结

一、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 1.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乎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 2.豪族所凭借是什么？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基础。
• 3.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解释:文明地区以外的民众，即没有开化的民众)，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 4.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敞不堪的农村，连余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以后，政府因田税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其结果也，不但不能挽救国家财政的穷匮，并且还使农村愈益破产，于是政府成了怨府，而朝代随之更易。
• 5.“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们的口号，“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是他们的生活。由口号与生活观之，可知梁山泊集团只是帮会，而非政党。帮会依义气而结合，政党依主义而团结。在帮会，既已加入，就不许中途脱离；中途脱离，视为不义之事。在政党，政见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见改变，又变成我的敌人。改变之人道德上毫无过恶，视之为敌之人，道德上也无反于友谊。
• 6.帮会的组织均以下层阶级为基础。他们多无产业，所以他们的团体关于经济方面，常接近于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在古代，不但流氓团体只能实行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就是学者也只能主张消费上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幼稚，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产生这种幼稚的共产主义。
• 7.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
• 8.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
• 9.伦理观念随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
• 10.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而发扬光大之后，则成为”仁“。

二、”替天行道”的意义

• 1.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如黄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长，而有熊氏族又是当时最强的氏族，所以黄帝同时又为中国的元首)。
• 2.氏族乃集合许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内，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同样由氏族演进为国家之时，元首也须慈爱其臣民。家长要管束其子弟，必须立身以正，足为子弟的模范。子弟服从，一家就可统一，而有相当的威力，而能压服氏族。氏族既已压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别的氏族，而组织国家。
• 3.当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就是他们仍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所谓“仁政”就是由此而产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 4.在家族之内，父子关系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谁都不能变更。反之，在国家之内，君民关系却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的自然，于是又发生了谁是君、谁是民的问题。
• 5.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扩充之以观察万物，古代中国人不但用家族现像观察国家，且用家族现像观察宇宙。
• 6.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层，以组织官僚国家。这样，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而取得统治权。
• 7.士人就是知识阶级，他们利用知识，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识，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

三、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

• 1.“男耕女织”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很崇敬牛郎织女，而牛郎织女确实不愧为中国的经济神，更确实可以表示中国农民的生活。
• 2.在小农制度之下，技术既然无法改良，其结果，农民单单耕田，就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而须经营种种副业，终则健壮的男人均出去做工，土地的耕种则一委于老弱的妇女。农业渐次离开商品生产的领域，而变为家计的一部。换句话说，农业不以贩卖为目的，而以生产自己所必要的食粮为使命，于是农业的生产力愈益降低，而中国农村也渐次破坏。
• 3.在这种情形之下农民的生活当然困苦，万一岁歉不收，则一家的生计就无法维持，只有向财主借债，等到丰年的时候，再把债务偿清。但是财主所有的，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农民所借的，也不是货物，而是货币，即他们把借来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以维持一家的生计。这样一来，则是农民乃于货币的价值最便宜的时候，借了货币，而于货物的价格最昂贵的时候，买了货物；更于货币的价值最昂贵的时候，还了货币，在于货物的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卖了货物。所以农民愈见贫穷，弄到结果，竟然不能偿清债务，只有把自己的土地抵押于高利贷，向高利贷借了货币，以偿清债务。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神的牛郎织女便失去了权威，代此出来支配中国的，则为代表高利贷的财神。
• 4.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做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减少到最后程度的时候，农民耕田，不但不能养活一家，而且连完粮和纳税，都感觉不够。但是同时农民又因负债之故，受了高利贷的监视，把自己的身体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不能抛弃土地，只能逃出土地，逃出压迫势力的范围外，走到不法的方面去。
• 5.郑屠便是高利贷的变相，而且还是最凶恶的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润乃产生于少借而多还，他们最喜欢的，则为不借出一点本钱，能够由别人那里，取回许多利息。
• 6.在中国，生财之道不依靠于经济手段，而依靠于政治手段，贪官污吏用政治手段，剥削民膏，而剥削之后，又因中国产业的幼稚，无处投资，只能放债取息，所以中国的官僚同时又是高利贷，孟尝君就是一例。官僚既然同时就是高利贷，官僚袒护高利贷，是理之当然的。
• 7.官僚袒护高利贷，不但因为官僚本身便是高利贷，并且因为官僚本身有时也受高利贷支配。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薄的，清官，薄俸不足开销，只有向高利贷乞怜。贪官，虽然“外快”不少，然其开销亦大，在刚刚接任的时候，一面钱粮尚未到手，同时又需要各种应酬费，倘若家无储蓄，也只有向高利贷伸手。因此，高利贷便支配了官僚。
• 8.农民受了高利贷的剥削，须把大部分的生产物，献给高利贷做利息。农民生产的东西，对于自己，没有利益，只增加高利贷的财产。他们绝望了，他们愤怒了，然而他们却不能出来革命，他们最多只能够暴动。因为革命事业是一种重大艰难的工作，革命群众须有相当的组织，而又须有相当的余暇和能力，致力于革命运动。农民虽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乃散处各地，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不能团结，并且他们每天从事于过劳的工作，既无余暇以修养自己的心身，又无余暇以致力于革命运动。他们无法推翻现在的社会，他们只想脱离现在的社会，投身于土匪之中，他们不断地扩大土匪的人数。土匪的人数既然增加，农村愈益破坏，于是农民暴动了，汉的赤眉、黄巾，唐的黄巢，明的李自成、张献忠，无不引率农民暴动，其结果，初则群雄割据，次则朝代更迭。

四、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

• 1.下层阶级何以也欢迎佛教？现世的苦痛，他们是经验过的。他们受了苦难的压迫，当然想到苦难的来源及解脱困难的方法。恰好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过去当今未来，人为善恶，必有报应”。他们遂谓今生的苦难由于前生作孽，那么，要使来生不受苦难，只有皈依三宝，修炼今生，这是佛教能够得到下层阶级信仰的原因。
• 2.人民出家，财政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减少了国家的兵队，于是国家和佛寺便发生了斗争，而有魏太武帝及周武帝灭佛之事(灭佛不在信仰之不同，而在利害冲突)。
• 3.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困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愈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

五、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

• 1.人类爱其子女，一半由于生理上的本能，一半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消费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弱。在生产力进步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生产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强。
• 2.经济愈进步，生产规模常常不断地扩张，这个时候，多生一个儿子，就是多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打胎杀儿不但视为不道德，并且视为不经济。
• 3.家庭经济愈需要劳动力，多生儿子，就可以增加家庭的财富，这个时候不但没有杀儿的风俗，并且不能产儿的妇女又被世人蔑视。中国古代以“无子”为“七出”理由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此。
• 4.中国人把结婚看做“人生大事”，所谓”大事“并不是指“伟大的事”，是指“花大钱的事”。结婚花钱，固然是社会上一切阶级共通的现象，不过上层阶级结婚花钱，不是因为娶妻而花钱，乃是因为请客而花钱。反之下层阶级结婚，不但请客要花钱，并且娶妻也要花钱。换言之，下层阶级的结婚大约是“买卖婚姻”。而新娘的价格则比例于年龄的大小。因此，农家常常购买比较便宜的“半制品”，以做童养媳，等到年龄大了，而后结婚。
• 5.食色是人类的天性，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可使人们铤而走险，如果色的问题再不能解决，而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
• 6.就普通的情形说，结婚的人大约是善良的。他们有妻子之累，不能不致力于生产事业，他们有家庭的爱情，不能不安分守法，他们是国家的良民。反之，没有结婚的人，因为没有家累，可以游手好闲。如果他们单单游手好闲，也不过表示他们个人没有出息而已。然而事实并不这样简单，人类都有奢望，他们天天看见别人食前方丈，侍妾数十人，他们能够不动心么？然而他们的行动比较自由，不怕犯法累及妻子。心理上没有牵挂，物质上也没有负累，所以他们很容易变成国家的暴民(他们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可以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解决)。
• 7.下层阶级既然有“色”的饥饿，所以他们又以禁欲生活为难能可贵的事，而视为最高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观念在上层阶级，是很缺乏的。因为他们对于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视为日常便饭，不以为意。
• 8.男儿太多，女儿太少，到了男女成年之后，当然又一部分的男人觅不到老婆。对女人的需要超过于女人的供给，固然可以提高新娘的价格，而使人们生产女儿。但是她们是人类，不是货物，货物可以自由生产，人类则当待于自然的增殖，既然不能用人为的方法，把她制造出来，而制造之后，又当经过一定年龄之后，才有“使用价值”，所以新娘的价格提高之后，觅不到老婆的人更不容易觅到老婆。

六、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

• 1.社会愈黑暗，果报思想愈流行。
• 2.中国古代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处处有土豪劣绅的压迫，处处有奸官恶吏的鱼肉，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历受摧残，已经失去勇气，毫无抵抗的能力了。自己既然没有能力抵抗，要求社会同情么？“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为中国的格言，谁肯出来代抱不平。何况中国社会既然黑暗，一举一动稍不留心，就有家破身亡的危险，则各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当然“危行言逊”，不欲多管闲事了。
• 3.中国古代有一种最高的政治原则，叫做“无为而治”，因此，在中国做官，最紧要的，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你能够应酬周到，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拍马，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吹牛，则大家将推许你，而你的官运也亨通了。
• 4.中国人称才为“人才，其意就是指“才”也者，是“对人的才”，不是“做事的才”，“人才”太多，“事才”太少，这是中国政界腐化的原因。“才”既然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那么，发生一个问题，当然要看对方是何种人物，本“不得罪于巨室”的宗旨，宁愿坐看被压迫者之被压迫了。
• 5.社会不敢援助，官厅不肯援助，中国的被压迫阶级将永久没有出路么？因此，中国社会遂流行一种侠义小说，希望有侠客出来，替天行道，扶弱锄强。在政治修明的国家，侠义小说绝对得不到人家的欢迎，因为一面有健全的舆论，监督政府，同时又有贤明的法律，保护人民。无辜的人受了压迫，法律自能保护，万一法律不能保护，则舆论必攻击政府，使政府无从逃避。

七、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

• 1.阔人过生发财，穷人过生花钱。阔人过生，固然是恭喜的事，穷人过生，则甚烦恼。请客么？没有钱。不请客么？客来了，面子不好看。逃避么？逃到哪里？阔人的过生，则不然了。他们请客，固然也要花钱，但是他们所得的贺礼，比之他们请客所花的金钱，其价值往往大过于十倍或数千倍。
• 2.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单单依靠官俸，绝对不能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这个事情，由政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然其结果，实无异于默认做官的贪污。在中国，贪污成为普通的现象，不，而且成为原则的现象。如果你做官之后，而尚两袖清风，一定有人骂你蠢，反之，你能买地皮、筑洋楼、讨小老婆，则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干”的声名。
• 3.在中国，读书的人都想做官，这不但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谋生方法，并且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齐家”出发的，而结局则归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职务，而在社会尚未发达、民智尚未进步的时候，人们要用自己的才干，以实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做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取得政权。
• 4.做官的本来手段总是读书，做官的本来目的总是治国。读书乃所以养成才干，治国乃所以发挥才干，即人们用才干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发挥才干，这乃是做官的本来意义，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为：才——官——才。
• 5.政治腐化，做官的手段不是依靠才干，而是依靠货财，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应该改作：财——官——财。从而上面所说的“读书做官治国”那句话，也变作“读书做官发财”。

八、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领袖

• 1.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乃对于基本阶级而言，在古代，基本阶级为贵族与农奴，在今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阶级则站在贵族与农奴之间，亦站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幸运的可以上升为贵族或资本家，不幸的则要下沉为农奴或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是浮动的，所以他们和基本阶级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足使他们发生阶级意识。何况他们又常常猛烈竞争，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们更难精诚团结。总而言之，中间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能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
• 2.士大夫阶级，他们在经济上，站在剥削和被剥削之间，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他们可以上升为支配阶级，也可以下沉为被支配阶级。他们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数依靠于支配阶级，要求支配阶级的援助，但是他们一旦知道支配阶级不能援助自己，他们又不惜离开支配阶级，而投降于被支配阶级的革命团体之中。他们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所以他们的投降又是不可信任的。当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们的热血固然也上升到沸点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过了之后，而入于最后的持久的斗争，他们又不免动摇起来。里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
• 3.士大夫阶级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由于这个要求，就产生了科举制度。

九、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

• 1.人类所视为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食，一是色。人类为了解决食的问题，就有经济组织；为了解决色的问题，就有婚姻制度。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当然可以发生许多纠纷；色的问题不能解决，社会也不免混乱。古人说：“食色天性。”古人要解决食的问题，则主张“百亩之田，勿失其时”；要解决色的问题，则主张“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清楚，政治便可纳上“王道”。
• 2.色的问题既然委于个人自由解决，则个人当然须有解决的自由，这叫做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在古代是没有的，因为自由二字乃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弥漫着压制束缚的空气。人类在任何方面既然都受到了束缚，当然不能同时解决(其解放的程序，从欧洲各国历史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分别对应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等)。
• 3.在压制束缚的社会之下，妇女最感觉苦痛的，则为强制婚姻。当时家族有两个目的：其一祭祀祖宗，其二维持财产。家族的意义既是这样，则个人当然没有独立的人格，而只视为谱牒的一个阶段。因此，婚姻不能听人自由选择，而为一种强制义务；即人们结婚非为自己而结婚，乃为家族而结婚。既为家族而结婚，则选择子女，当然须以家族的利益为第一标准，唯父兄之命是从，至于个人爱憎，绝对不生影响。
• 4.在性的方面，男女的权利既不平等，其结果，男人不贞，遂视为当然的事，而妇女不贞即很危险。因为“淫为万恶首”，妇女不贞，夫可同她离婚，然而离婚之后，谁人敢娶。反之，夫不同她离婚，亦可于“捉奸捉双”的习惯法之下，杀死其妻。所以妇女与人通奸，无异于自杀。生命既甚危险，所以妇女又常拼其一命，杀死亲夫。这便是潘金莲毒鸠武大郎的原因。
• 5.古代妇女所以毫无权利而只视为产儿的工具，乃是因为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然自机器发明了之后，形势已经变更。
• 6.不管古代或现代，恋爱都以性欲冲动为原动力，而为男女的爱。即男的要拥抱女的，女的要拥抱男的，两位一体，而后成立起来的。所以在恋爱的骨髓里面，乃含有“私有权“观念，只许自己占有对方，不许对方为别人所占有，因此之故，恋爱又常成为独占的，排他的。

十、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

• 1.谁有强力，谁便有财产。这里所谓强力乃包含肉体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开设酒店，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施管营的政治力。蒋门神夺取酒店，也是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张团练的政治力(肉体力指武功，政治力指背景)。
• 2.吾国古代以国家为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属于皇帝，因之人民劳动所得的结果遂亦属于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权，道德上虽虐政，法律上无须负责。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主张权利，政府要怎样，人民就须怎么样。

十一、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 1.“一治一乱”是中国的社会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的政治史。
• 2.吾人观过去历史，可知中国之乱皆源于饥馑，而引起流民暴动。然而流民暴动之时，不能不有一种信仰，以结合人心，并使人民发生勇气，知政府之必覆亡，这样，又发生了宗教。
• 3.宗教之在中国，不能安定社会，反而供为暴民作乱的工具，此盖古代没有一种主义，以结合人心，而社会又是农业社会，农民散处各地，不易团结，非用迷信之法，固不能纠合群众，这就是《水浒传》中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
• 4.凡得天下的，又常得到另一种权力，即编篡历史的权，吾人试称之为编史权。史官对于皇帝难免多写好的，少写坏的，于是好的遂掩盖了坏的。亭长的刘邦，卖草鞋的刘裕，流寇的朱温，和尚的朱元璋，如果不登帝位，哪会有许多奇迹。

十二、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

• 1.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个人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前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不负责保证；后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须负责保证。但是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既然须负责保证，则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营生产，因之，生产手段不能不归于团体公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常由国营。反之，个人既然自求生存，则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没有生产手段，而生产手段所生产的生产物也不能不归于个人私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均为私营。其次，团体既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存，当然没有特别顾虑的必要，因之，个人可任意筹划团体全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利他主义是道德上的最高原理。反之，团体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在考虑团体利益之先，不能不谋自己利益的安全，否则由个人的穷苦，势必引起社会全体的没落，所以这个时候，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
• 2.在社会之内，固然实行个人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家族之内，则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家族之内，则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家族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既然不同，所以家族与社会的道德原则也互相抵触，即在家族之内，以利他主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在社会之内，却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社会与家族既然实行两种矛盾的道德原则，那么，人们要在家族之内，成为良好的父兄，势不能再在社会之内，成为良好的臣民，因为在道德上既有保证家族生活的义务，则稍稍剥削社会，由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利己主义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错。

十三、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

• 1.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到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不过宋江之杀李逵，又和汉高祖之杀韩信不同，而有似于唐太宗要杀尉迟敬德。
• 2.中国人喜欢说礼，礼是什么？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政治上的权威。怎样维持政治上的权威？制定朝仪，当然不失为一个方法，因为严肃的朝仪可以使人发生畏惧的情绪。马基维利以为君主与其使臣民亲爱，不如使臣民畏惧，而孟德斯鸠亦以畏惧为专制政治的指导原理。既不论古今或东西，政治若是专制，畏惧是很必要的，严肃是很必要的，朝仪也是很必要的。
• 3.在专制政治之下，皇帝要维持政权的安定，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尊严，想李逵那样性质的人，最容易触犯天威，而损害皇帝的神圣，所以宋江做了皇帝之后，李逵纵不被诛，至少也要同尉迟敬德一样，受了惩戒。

十四、由祝家村与曾头市说到中国的军队与官僚

• 1.官军累次讨伐梁山泊，无不给梁山泊打得落花流水，将官送到山里做首领，兵卒送到山里做喽啰，一言以蔽之，不论将或兵卒，没有一个存必死之心，降的降，逃的逃，官军讨伐梁山泊一次，即助长梁山泊的气焰一分。
• 2.何以祝家村及曾头市的军队强过大宋官军呢？祝家村的军队似是部曲，曾头市的军队则为乡团。部曲与领主有主奴关系，其关系是封建式的，不是雇佣式的，在乡团，军队大率是该乡的住民，他们由于爱护乡土，即他们的祖墓、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妻子均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社会纷乱之时，他们不惜牺牲一身，出而当兵。
• 3.中国兵制是由农兵渐次变为佣兵的。在农兵制度，军队由农民组织，无事耕田，有事从军。在劳动力缺乏的社会，政府要设置军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因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试问谁人愿意从军？所以政府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组织军队。政府要组织军队，只有一个方法，即强制征召的方法，于是农兵制度便成立了。农民当兵，以古代的武力而言，其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农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不断地劳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战争的苦痛。
• 4.知识阶级的过剩固然可以发生党争，但是人口的过剩如果只限于知识阶级，则党争尚不至变成内乱，万一流氓阶级也感觉人口过剩，不能全部编入军队，则党争必会引起内乱。因为文邹邹的士大夫没有能力作乱，能够作乱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乱的时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拥戴一个真命天子，自居为谋臣策士，则他们固然可借革命的进行，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运动不能化为民众运动，而只见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时，内乱在某程度内，尚可有秩序地进行。

十五、林冲的地方何以在关胜之下

• 1.中国的下层阶级最重义气，因此，也最崇拜关云长。梁山泊是下层阶级所组织的团体，而关胜则为关云长的嫡派子孙，他们为了崇拜关云长，所以不能不提高关胜的地位，使其在公孙胜之下，林冲之上。要之，关胜的地位要之所以比林冲高，乃由于门第关系。
• 2.宋江不失为一个识货的人，梁山泊诸好汉愿意为他拼命，是应该的。但是宋江把关胜放在林冲之上，则宋江尚不免有门第观念。革命的团体须用革命的手段，任用革命的人物，不但不宜讲门第，并且不宜讲资格，讲经验。萧何、曹参不过一位小吏，有什么资格？韩信未拜大将以前，在楚为郎中，在汉为连敖，有什么经验？知其才而重用之，一面可使他们死心服从，同时又可使他们发挥才干。若必一一试验，一一观察，待他积了经验之后，而后重用，则有才的人何能久待，将学韩信的奔跑亡。不敢奔亡的人，则只是碌碌庸才而已。碌碌庸才有什么经验？他们的经验，充其量，不过吹牛拍马而已。宋江看重门第，这是宋江不及刘邦的地方，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宋江终绿林操口，不是没有理由的。

十六、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

• 1.流氓可以做皇帝，地主也可以做皇帝。知识阶级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 2.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因为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是他们两个阶级。不过流氓要做皇帝，须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须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么？是礼贤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么？是豁达豪爽。一方能学地主的礼贤下士，同时又能学流氓的豁达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欢迎，而被视为“真命天子”。
• 3.中国是“缩小再生产”的国家，贫穷成为一般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家之内，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
• 4.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当的能力为前提，像中国从前人民那样的幼稚，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则欲统治庞大复杂的国家，必须树立绝对王政，而后才能控制各地，而举中央集权之实。但是君权过大，又可酿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巩固的君权，同时又怕君权的滥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择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谋臣策士，而从新建设一个新皇室，所以知识阶级在政治上是能演练新陈代谢的作用的。

十七、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

• 1.梁山泊许多好汉都是宋的军官，他们身为宋臣，而竟落草为寇，这固然因为他们义气太重，然若质之于忠，实有不妥。在他们之中，堪称为忠的，只有燕青一人。燕青同李固都曾受过卢俊义的恩惠，然而卢俊义待遇李固，却较其待遇燕青为优。他救了李固的生命，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李固身上。这种待遇可称为国士之礼。至于燕青呢？他只是一个仆人，然而李固与主母通奸，而又设法陷害主人；反之，燕青最初苦谏卢俊义不要出门，其次又力劝卢俊义不要回家（然而因此，卢俊义却一脚踢倒燕青），又次则入牢里，把叫花得来的半罐子饭，给予主人充饥，最后又放冷箭，救了卢俊义的生命。这种报答，称之为忠，谁说不宜。
• 2.宋江学刘邦笼络韩信的方法，笼络了许多好汉，到了羽毛较丰的时候，当然也怕别人学自己的方法，再把好汉笼络了去。怎样能够制止好汉不为别人所笼络，唯一的方法只有提倡“忠”的道德。由于这个关系，燕青的地位遂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